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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癌症诊治进入慢病化管理时代,如何强化落实癌症防治行动,减少癌症带来的危害,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近日,由健康报社主办的“两会精英汇”座谈会召开。本场线上会议的主题是“癌症防治,临床要作新贡献”。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业内专家,就强化癌症筛查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抗癌药物可及性、让癌症患者得到全过程全方位全周期呵护、推动高水平癌症防治机构均衡布局等话题展开有深度、有锐度的探讨和交流。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 季加孚

“ 找到方法

确定哪些肿瘤应早期诊断”



围绕肿瘤,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癌前病变、早期肿瘤、进展期肿瘤,不同时期进行诊断治疗会有不同的转归。而转归无非有两种,一是治愈,二是死亡。肿瘤很复杂,研究肿瘤应成为一件常态化的事。

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考量,肿瘤早诊早治有着重要意义。但也要思考,什么样的肿瘤应该早期诊断?什么样的肿瘤能够早期诊断?早期诊断能够给患者带来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肿瘤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患者肯定能够获得更长的生存期。但现实情况未必是这样的。比如,前列腺肿瘤、甲状腺肿瘤,早期诊断真能给患者带来好处吗?恐怕不一定。如果一个肿瘤在20年前诊断和今天诊断,对患者来说有着同样的生存期,那这样的肿瘤显然并不需要早诊早治。医学科技发展到今天,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来确定哪些肿瘤应该进行早期诊断,而且应该明确哪些患者可以在诊断后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肿瘤的早诊早治非常重要,但应该对早诊早治的临床实践加强规范。比如,针对肿瘤的筛查,目前医疗机构、体检机构都在做,同时还有一些如妇女两癌筛查等政府主导的筛查项目。我国早期的肿瘤筛查大多以惠民项目的形式开展,通过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来建立筛查示范基地,但惠民项目的筛查不可能像科研项目一样严谨,不仅在样本采集等操作环节有欠规范,最重要的是难以完成规范的筛查登记。

2014年成立的中国胃肠肿瘤联盟,已吸引了国内100多家三甲医院加入,胃癌手术量已超过20万例。从这20万例详细登记的手术数据中,可以分析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北京、上海的早期胃癌占比已逐步上升至近40%,从中可以系统地总结有关并发症问题。此外,统计数据还揭示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患者治疗费用普遍较高,甚至比“北上广”的患者还要高。这也提示,未来必须要提高肿瘤治疗的一致性、规范性,提高规范治疗的透明度。

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 葛明华

“癌症筛查应加大投入”


现阶段要把医疗资源向早诊早治领域大幅倾斜,包括适宜技术的研发和普及推广、医保的支撑,以便快速提升我国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和质量。

这些年,癌症的早诊早治技术不断提升。比如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肝癌,早期干预,治疗效果就非常好。再比如,在我从事的头颈肿瘤领域,对于早期口腔颌面肿瘤实施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效果非常好,不少患者能够治愈。不过一旦到了晚期,手术之后外形难恢复,治疗效果也不好,极大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早诊早治的理念应该向全社会普及。

与之相适应的是,在癌症筛查方面应该有更多投入。我曾分管肿瘤的防治工作,实施妇女“两癌”筛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还有很多癌症的筛查没有纳入医保,报销比例非常低。早期筛查工作还需要医保支持。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强化早发现、早治疗,这对于医保资金是更有效的使用方式。

在药物普及性方面,我国医保政策将很多癌症纳入大病管理,一些靶向药物原来非常昂贵,患者负担非常重,现在很多可以报销,极大减轻了患者及其家庭的负担。建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进行更精准的评估。通过数据测算,详细评估靶向治疗药物的疗效等具体指标,从精准医学的角度强化评估用药指征。

此外,目前对肿瘤患者的康复管理重视不够。可以充分利用医联体和医共体,把病人术后康复和训练等部分在不同医疗机构间进行分流,给患者更全面的照护。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唐金海

“ 肿瘤防治要关注‘三早’”



癌症防治中的“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始终是全球癌症防治需要关注的重点。早期肿瘤患者治疗的预后效果较好,死亡率较低,对患者的生活影响也较少。近年来,我国癌症患者治愈率的提高及死亡率的降低,便是得益于癌症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但肿瘤筛查是很有学问的,针对不同的癌症,筛查模式也应不同,才能真正提高癌症筛查的效率和效益。例如,我国的乳腺癌年发病率为30~40/10万,沿海地区已达到50/10万左右,上海市更高,达60~70/10万。如果针对10万人进行全人群筛查,每人花费100元,就需要社会投入1000万元,而结果可能是筛查发现几十名乳腺癌患者。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投入产出比值得吗?如果改变策略,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投入,针对目标人群进行广泛的科普宣传,教会大家乳腺癌自检,并支持高风险人群定期接受专业检查,这样的筛查模式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会收到更好的效益。不仅是乳腺癌,包括食道癌、肝癌等其他癌症,科学高效地落实“三早”同样重要。

癌症规范化综合治疗的重要性也应予以重视。现阶段,癌症诊治手段仍以外科手术、内科治疗及放疗为主,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基因治疗等很多更先进的治疗技术逐渐“崭露头角”。但无论哪种治疗手段,有效降低死亡率、提高治愈率,都一定是要在有循证依据指导下规范进行的。随着对已知癌种认识的不断深入,行业协会、专家等都应及时更新相关临床指南,不仅可以使患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疾病信息,还能够让治疗机构以指南为依据,更加专业有效地进行临床诊疗实践。

目前,中国癌症中心等机构已开始肿瘤患者的登记工作,但患者登记的规范性还有待加强。为此,应首先把综合医院的肿瘤患者登记在册,因为综合医院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是肿瘤患者,最后形成在全国具有权威性及价值的癌症诊治的大数据。

全国人大代表、

陕西省人民医院院长 宋张骏

“探寻更适合国人的临床指南”


受疫情影响,有的乳腺癌患者不得不再次接受新辅助化疗治疗。随着疫情缓解,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少辅助化疗周期数已经突破指南标准的患者,例如此前不能接受保乳或再造治疗的患者,后来病情好转变为可接受保乳或再造,甚至有些患者病情得到了完全缓解。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是否应该探寻更适合中国人的乳腺癌临床指南?

疫情的发生,倒逼医院把过去不太重视或发展较慢的互联网医疗快速提上日程。陕西省医保局已特批陕西省人民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正式开展互联网诊疗并允许收费。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未来医保部门是否可以进一步扩大互联网医疗的报销范围,比如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居家肿瘤筛查等。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恶性肿瘤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完全可以利用信息化手段探索更为便捷、高效的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 王贵齐

“推进早诊早治应从四方面努力”


肿瘤治疗中,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关键。现阶段,我国对食管癌、宫颈癌等肿瘤开展高危人群筛查,扩大早诊早治覆盖面,取得了明显效果。对于这些肿瘤,现有的筛查技术就能够有效发现,通过现有的医疗卫生体系能够迅速扩大筛查覆盖面,提高防治效果。要推进癌症早诊早治,可以从4方面发力。

第一,医生、媒体要形成合力进行健康宣教。癌症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面对它。1/3的肿瘤通过健康宣教,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减肥等,是可以预防的;1/3的肿瘤,例如食管癌、胃癌、宫颈癌、结直肠癌等,通过筛查及早诊早治,大多数是可以治愈的;1/3的晚期癌症患者可以通过规范诊治,提高生存质量。

第二,强基层可有效实现关口前移。通过基层医疗机构,加强对慢性病的防治和管理,成本最低,效果最好。更为重要的是,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很多是相似的,应该在乡镇和社区建立一个完善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体系,真正织牢健康防护的网底,实现分级诊疗。

第三,同质化、标准化和规范化诊疗工作和技术创新非常重要。我国食管癌、胃癌发病数和死亡数约占世界一半,在做好规范化诊治的基础上,应总结好中国经验,制定适合国人的诊断治疗指南与共识。

第四,要加强政策和制度保障。对癌症发病高危人群,以及有明确证据证明通过早期干预即可明显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病种,应加大政府投入,在医保中设立专项资金进行早期筛查。更为重要的是,商业保险的涵盖范围比较广,通过政策制度让医保和商保协同发力,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教育部乳腺癌创新团队带头人、教授 付丽

“病理医生缺口不容忽视”


乳腺癌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之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患者逾30万例,死亡逾9万例。我国乳腺癌发病高峰年龄在40岁~49岁,比西方妇女早10年~15年。全面、精准的病理诊断是提高乳腺癌诊治水平的关键,而且能给临床提供治疗及预后预测的依据。如果能提高对具有转移潜能和异质性乳腺癌的病理诊断水平、普及术中乳腺癌前哨淋巴结快速病理诊断等,乳腺癌的诊治效果将大大改善。

统计显示,全国病理医生目前不足1万人,缺口高达9万人。从乳腺癌的治疗现状看,有很多重要工作受制于病理医生的缺乏。我国病理医生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跟不上临床发展的需要,成为制约乳腺癌诊治水平提高的瓶颈。例如,由于病理医生的匮乏,乳腺癌亚专科的发展无从谈起,诊断不能做到个体化,恶性潜能高或者对药物治疗不敏感的患者不能被精准地筛选出来。再如,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患者30.4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为腋窝淋巴结没有癌转移的患者,但被进行了淋巴结清扫,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果术中乳腺癌前哨淋巴结快速病理诊断能够得到普及,可使这部分患者免除腋窝淋巴结清扫。在我们医院,我们都会将病理会诊报告交给患者或亲属,并详细解读,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让他们知道“等病理不再是等判刑”。疫情期间,我们积极进行线上义诊,使患者能够得到及时的诊断,不耽误疾病的治疗。

除了要提高病理学科的地位和病理医生的待遇,激励现有的病理医生的工作干劲,更要大力促进学科发展,在医学院校设立病理专业,保质保量地培养病理人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全国抗癌协会常任理事 任国胜

“多点执业推动优质资源下沉”


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癌症早期筛查带来的效益是肯定的,但鉴于我国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体的筛查模式也应因地制宜。比如,城镇居民的癌症筛查,单位、医保、个人都可以承担一点;而农村人口的癌症筛查,自付比例就可以更低一些。

为使更多肿瘤患者得到更高水平的治疗,还应加快推动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落地执行。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及各省会城市,推动大医院的大专家下基层,医师多点执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医师多点执业已不存在政策上的障碍,但现实中还缺乏推动力。

肿瘤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慢性病,但肿瘤患者的康复并没有得到重视,很多大医院并没有开展康复服务。事实上,康复治疗也是综合治疗中的重要部分,相关部门应重视解决康复服务的提供问题。


整理:健康报记者 王潇雨 杨真宇 首席记者 刘志勇

来源:微信公众号“健康报

编辑:王宁 杨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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